前言
19世纪，中国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洪秀全等人同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怀揣着梦想决定起义。
凡事讲究“师出有名”，洪秀全便打算借着宗教的由头起义。
要知道，当时清朝很少人信仰宗教，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看起来那可是浩浩荡荡。
那么，洪秀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拜上帝教”
洪秀全、冯云山他们试图用上帝教来鼎新中国当时久已沉闷、压抑的社会思想，并且也为太平天国的建立和发展准备条件。
他们引入基督教教义，并借用上帝来“斩邪留正”，破除偶像崇拜，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
1843年洪秀全在莲花塘私塾砸了孔子牌位，1848年又在《太平天日》一书中编造了一个上帝鞭挞孔子的神话故事。
金田起义后，随着太平天国前期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洪秀全等人对传统的伦理道德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批判态度。
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领导者又系统翻译了《旧遗诏圣书》(《旧约》)和《新遗诏圣书》(《新约》)，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进行广泛宣传，建立了基督教式的礼拜堂，进行忏悔和祈祷。
他们以“十款天条”直接作为军事纪律，并将战争的胜败直接归功于上帝的意向。
直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夕，洪秀全仍然坚持“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酥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
从表面上看，以《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经济政策是要将圣经中《信徒行传》所描述的图景付诸实施，按照上帝天国的模式在人间建立理想王国。
但实际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实扎根于《札记·礼运》中有关“大同”和“小康”的理想社会模式。
千百年来,“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唐虞盛世，“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始终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
“均产相安”、“名分均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原则和价值信念则是一代又一代开明而富有远见的统治者不懈奋斗的目标,而平均分配土地及财富则是中国历代农民由衷向往的美好方案。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不仅被洪秀全所运用，也得到了康有为的赞美。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都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出身于山乡农家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们的思想也只能是西方宗教教义，小生产者的家长制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混合物。
西方宗教形式仅是一件制工低劣的外衣，封建统治思想和传统的农民造反思想以及民间巫术等等才是其实质所在。
“拜上帝教”本质上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也是洪秀全等人将其民族化的结果。
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是中外思想结合的产物，而以中国特色为主。
对传统文化因袭多于批判，即使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激烈批判，也往往是采用“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最原始最野蛮的以旧破旧的方式进行的，并不具有多少西化的东西，更谈不上有多少新的东西。
他一方面坚持反孟批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援引远古时代帝王圣人的警句与制度来为自己寻求理论依据。
洪秀全、冯云山他们感兴趣的本来就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
到后来，洪秀全更是不得不将西方的“上帝”与中国的“天道”结合起来，把上帝融人天道，甚至要将天国移到人间，把自己装扮成上帝的次子来为自己树立权威。
洪秀全的科考和传教都在要实现“修齐治家”的传统理想。
正如当时一个文人对太平天国印书作的一个批语中说的:“(洪秀全)本生长于中国，所见所习间者，皆孔孟之理，乃后入耶稣教，故所言犹是理。其实耶稣之道，爱人如已，与儒家不甚相远，惟不敬鬼神一事稍异耳。”
刘大年先生认为“一句话，《中国哲学史新编》认定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宗教、两种文化的战争，曾国整阻止了历史的倒退，纵然别出心裁，独创新说，却是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
扫荡了这些礼教的、宗教的旧东西才会获得新的动力、新的道路、新的目标。
洪对于清，主要是以旧破旧;曾对于洪，仍然旨归于以旧攻旧。
他们斗争的结果，一方面是整个国家大伤元气，清朝当局和太平军双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斫伤了振衰起敝的恢复力、雄起力;
另一方面却使旧的板块撞出裂缝，渗入新的空气和元素，有利于新生命的着泥和发芽。旧文化、旧秩序已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新文化，新秩序尚缺乏蓝图。
这是造反的好时机，却不是建立新秩序的好时机。
“拜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
朱学勤认为，“洪秀全从来没有改造过基督教。宗教只能用唯物主义来批判，而不能用唯心主义来改造。
任何宗教被改造之后唯心主义的宗教，除非完全扬弃推翻而另立思想体系。”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本质上是一种神学唯心论的宗教哲学,不是以无神论反对有神论，而是以一神论反对多神论。
他反复强调真神的存在，热衷于真神假神之辨，他的政治意图是要树立一个能够压倒一切仙佛神鬼的、全知全能的皇上帝，假托他的旨意去号召群众投入一场反对封建皇廷的斗争风暴。
一个是为了反对封建的清皇廷的需要，一个却在于确立立洪秀全个人的思想专制和政治专制权威。
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
对杨秀清、肖朝贵的争相假托天父、天兄代言人均当从这两方面看。
洪秀全是最早引入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基督教上帝的最“虔诚的信教人”。
然而，洪秀全及其信徒，毕竟是生长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他们血管中仍然流淌着祖先赋予的血液。
虽然他们放弃了偶像，只拜上帝，但是细细体味他们的言词和信条，与其说是信奉上帝还不如说是信仰天命。
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有利于传教的展开，但却是以歪曲基督教基本教义为代价的”。事实上洪秀全等人并没有也无法领悟和把握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内核。
这部分是由于中西文化刚刚接触，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深入了解，但更为主要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排斥性和同化功能之必然结果。
近代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已经变成了一种纯精神的东西，而洪秀全等人则仍是在利用中国传统的天道和人伦对其进行解释。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惰性的东西均在上帝框架下以扭曲的形式得到了全面展示。
而且洪秀全坚持说“他和基督是平等的。”洪仁玕拒绝外国传教士直接向群众传播“福音”时说:“关于这一点，天王不愿依赖外援。他以为中国人可以自己做这件事。
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尊严，不愿意从外国人手中接受福音。”闪耀着独立自主精神的光辉。
洪秀全想借自造的上帝成为“万国独一真主”，控制臣民，他其实不懂基督教，更不是真的要宜传基督教，他要宜传的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洪氏宗教。
而且他对罗孝全们的西方上帝只想利用而无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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