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体育官方网站 天京事变后李秀成提出政治改革意见却因触犯洪秀全之忌而罢官夺职

天京事变后，许多忠于天国的志士为革命的前途忧心忡忡，焦思苦虑解救之策。旧的一套方针政策既然已经不能再起激励人心、昭苏士气的作用，就必须改弦更张，实行一套针对时弊的改革措施。

太平天国自咸丰七年（1857年）后，在危机四伏之际，首先愤然而起倡言改革的，就是久历戎行的李秀成。

李秀成于《自述》中曾一再提到自己向天王建议改革弊政复振天朝的问题。虽然他为此多次遭到天王的呵斥、严责以至罢官，可是他仍然置个人荣辱于度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以尽人臣之分。这说明他基于对天国安危的责任感，为改革弊政确实作了很大努力。

李秀成改革方案出台的背景

其中言词最为恳切、论点最为集中、态度最为鲜明、措施最为具体的一次改革奏议，乃系他担任“副掌率”佐理朝政时期。

其具体时间当在咸丰八年（1858年）春，即1月至4月之间。在这个时期内，李秀成提出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不是偶然的，主要是与天国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军事政治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镇江太平军守将吴如孝向天京告急时，天王遂命李秀成率军从安徽赴援。由于兵疲力弱，李秀成在高资附近经过一番激战后，仅能于咸丰七年（1857年）12月27日将吴如孝全军救回天京，而未能击退清军，坚守该城。

李以文

因而李秀成留守天京，大约即为咸丰七年（1857年）底或次年1月初。同年4月，他即奉命出京。因此，他奏请改革亦当在此时期之内。

这时，由于镇江既失，和春、张国梁乃于孝陵卫重建江南大营，并开始沿天京“城西、城南、城东宽掘长濠，坚筑高垒”, “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俗称万里长濠。”其目的就是要使天京粮尽粮绝，不战自溃。

李秀成见大敌当前，政局混乱，他曾数次谒见天王，痛陈利害，要求天王批准自己出京，设法解救京围；同时，又力主改革以挽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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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秀成看来，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在政治上实行一套治国安民的方针大计，才能挽回已失的民心，重振衰颓的国势。

由于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故其成败利弊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治领导的是否正确。所以军力的强弱乃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民心的向背则系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因而只有良好的政治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为军事上的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

李秀成改革方案的内容

从李秀成这次奏请改革的基本内容来看，偏重于政治而很少涉及军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这决不是他的疏忽，而正是他的识见深远之处。为此，李秀成在离京远出之前，就向天王提出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建议，其原文如下：“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自为兵出身，任大职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陈，当被我主降诏革除我爵。后再复一本，将天下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奏本由朝臣手过，见我本章明顺，朝臣亲上殿奏谏，仍复我职。”

由上可知，李秀成此次奏谏的基本动机是因为“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匡谬补阙以尽人臣之分而已。

这样不仅可以明确奏疏的性质,，而且也可以了解李秀成平日对国事民瘼的态度。约而言之，要点有五：

第一，举贤授能，重用翼王

李秀成针对天国后期亲贵弄权，政治腐败的现实情况，认为必须重用贤能始可救亡图存。因而他向天王推荐了自己心目中最为钦佩的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

翼王在杨、韦事变后是金田起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位功臣。在军事上，石达开“谋略甚深”，曾国藩说他“狡悍为诸贼之冠”，左宗棠也说石达开“狡悍著闻”。

在政治上，石达开“不甚傅会邪教俚说”，即不拘泥于宗教偏见，“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 “其才智出诸贼之上”。

像这样文武兼备的人才，在天国的确是不多的，不仅如此，石达开还是自幼“饱受教育，而又能行动的人”。在人事上，由于翼王“英雄侠义”, “正直耿介”，他的才能为众所敬服，天朝群臣, “喜其义气，推为义王”。

左宗棠惊呼：石达开在江西能“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所以，他显然是一位文才武略皆有所长，能够团结天国内部的中坚人物。

第二，“礼而恤下”，“择才而用”

为了罗致、选拔大量才智之士为天国效力，李秀成奏请天王要“礼而恤下”、“择才而用”。太平天国定鼎天京后，虽曾开科取士，还于各地出榜招贤，多方招揽人才。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流于形式或者成为例行公事，并未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洪仁坤

可是，要想兴邦建国，没有英才杰士辅助是绝对不行的。为此，李秀成希望天王能够效法古代明君纡尊降贵多方求贤，以便择才而用。

李秀成的原意是指用谦虚、诚恳的态度去敦聘人才，以礼相待，重用才智之士，则是十分清楚的。必须指出，太平天国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确实是存在着不少的缺陷。

终太平天国一朝，并未真正选拔、重用过多少才识超群胸怀韬略之士，这是有史可查的。

李秀成曾经比较过敌我双方的不同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系清军“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则“无读书人”。所谓“无”，即指未能重用之意。核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缺少明确可行的方针政策亦为不容否认的事实。

第三，“定制恤民”、“申严法令”

李秀成身历我行，连年从事征讨，深悉“民间苦难”。太平军起义之初，纪律严明，“行军有法”。可是到了后期，军纪隳坏、“害民烧杀”之事不断发生。

李秀成深知一支纪律废弛不能获得人民支持的军队，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他一面向天王建议要“申严法令”，违者从严究办；另一方面，又建议天王要“定制恤民”，即确立法制，上下遵行；整饬军纪，体恤民艰。只有如此，才能重振天朝之声威，挽回已失之民心。

第四，改革苛法，挽回影响

天国之法不设徒刑，其主刑只有枷杖与死刑两种，因而军民一旦触犯刑章，非死即杖绝无回旋周转的余地。而量刑标准亦漫无节制，畸重畸轻因人不同。

例如犯轻罪者虽仅治以枷杖之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则往往依主管官员们的主观意志或喜怒好恶而有所上下。如为主管官员所喜者，薄责数下即可了事，如系所恶，虽纤介小事杖至血肉俱枯，而死者，也屡见不鲜。至于重罪则一律处死，其执行的方式，除斩首、五马分尸、点天灯等外，天王后期又行“椿砂剥皮”之刑，较之明清律的规定，显然要残酷得多。

而各种法律手续既不完备，轻罪重罪之间的法律界限亦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法不当捕、罚不当罪、刑及无辜、误杀良善之事，均难以避免。

第五，实行善政，以惠四方

李秀成希望天王洪秀全能够博访周咨力行兴革，所以又用概括的语言提出“行古制以惠四方”的建议。

李秀成因奏请改革而被革职

由上可知，李秀成此次奏谏，是从“尽臣心力”以纾国难的立场出发，希望天王洪秀全能够采取果断措施，清除积弊进行改革，以达到收拾人心重振国势的目的。

那么，天王洪秀全为什么又会赫然震怒下令革职褫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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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原因有四：

第一，建议重用翼王，深触天王之忌

洪、石之间积嫌生恨，因恨成仇，彼此的矛盾已尖锐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当时敌人方面就断言：“洪、石二逆不致复合”。

李秀成也深知“翼王与主不合，君臣相忌”，可是他仍然要求天王予以重用。因而使洪秀全感到震怒将他革职，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从天王的角度来看，石达开一再抗拒君命，不能算是“忠臣”；带走天朝的精兵良将而另树一帜，实无异于“背主”。

可是李秀成却盛赞其贤竭力保荐，这不能不深触性如烈火的天王之忌；更何况根据天朝荐举制度本来就有“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的规定。

第二，罢斥安、福二王，天王难以接受

天王向翼王求援时，曾将两位胞兄的王号削去以示不再干政。但这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借以换取石达开的回京和缓和一下内部郁积已久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则疏不间亲信用如故。这就是在时隔数月之后，李秀成于奏谏时又一次提出要罢斥贪鄙庸劣的安王、福王的原因。

由此可见，石达开之所以坚决不肯再回天京，也可能是他业已看透了天王的赐金牌、罢二王之类的做法，无非只是一种权术或手段而已。所以他在《布告》中说：“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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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诸天国史实，天王对自己的这两位胞兄始终是信任无间寄以腹心之重的。李秀成对天王“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啧有烦言，殊不知从天王牢牢保固君位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的话，这两个人是绝不可少的。因为只有他们能够秉承天王旨意起到任何“外臣”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例如洪秀全为了神化自己曾经亲上“高天”，蒙“天父”面授机宜，是“上帝真命子”，天命所归要称“天王”于华夏，为“天下万国真主”。于是，王长兄、次兄就立即编造《亲耳亲目共证福音书》，绘声绘影地虚构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神话情节，加以证明。

然而在上述情况下，天王深为“疑忌”者，李秀成奉之为“明贤”；天王依为股肱之臣者，李秀成却视之为“谗佞”，而且天朝又有“滥奏贬人者黜为农”的明文，李秀成还要犯颜直谏“婴人主之逆鳞”请求废黜安、福二王，这当是他触怒天王而遭到“痛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依古制”理庶政，天王所不屑

李秀成的这些建议，与洪秀全后期以教主自居的神权思想是绝不相容的。

因为自东王死后，天王总算从半傀儡式的状态之中解脱出来，他的至高无上的神权地位已经无人能够动摇，再以什么“代天父发言”的特殊身份咄咄相逼。

李秀成要求他从教主的灵光圈中跳出来，从天王府的深宫里走出来，从镜花水月式的“万国真主”的幻觉中醒悟出来，就立即受到洪秀全的斥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第四，“宽刑以待四方”，有损天王威权

李秀成鉴于太平天国刑律严酷，又长期不加修订，以致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反响和授敌人在宣传上以口舌。因此，他出于对天国的一片忠诚，向天王提出了“宽刑以待四方”的主张。

然而这一合乎情理的建议，竟然遭到天王的峻拒，其原因究竟何在？这除了洪秀全不能虚心纳谏，不了解现实情况等因素外，还必须从天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天王此时的尊严地位去探讨，始能弄清其底蕴。

应当指出，由于天国特重宗教，洪秀全实际上已成为介于天人之间、掌握生杀之柄的教主兼君主。

根据天朝制度，天王具有天赋的绝对威权，天下军民的生命财产，“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均须由天王“降旨主断”。所以，教主的神圣地位，君主的无上尊严，就使得洪秀全飘飘然昏昏然。如果明订刑律依法办事，他就不可能刑赏随心。“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因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将自己的权柄约束于法制范围之内的。

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从未让步的，所以不仅见到李秀成的“宽刑以待四方”的建议感到忿不可遏，即使他后来深为信任的洪仁玕于《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不要擅杀无辜的省刑“勿杀”的建议时，他也严词驳斥竭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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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前曾经赋诗明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以后在天国颁布的许多文件中都一再提到要“斩邪留正”统一天下的口号。

由于天王深拒固闭不太了解下情，为了坚持所谓“斩邪留正”、“天法杀人”的绝对正确性，对于任何人的意见都是听不进去的。

李秀成奏章的意义

咸丰八年（1858年）、咸丰九年（1859年）这两年，正是天国在迭经变乱之后，国势飘摇的严重时期。李秀成奏请改革，前后共达“数十封章”，虽然一直被天王所峻拒，但是清军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和天国广大军民对朝政的不满情绪，终于使得天王不得不正视现实问题。

因此，他考虑了李秀成改革方案中的某些意见，如选拔贤能宽以待人，等等，并且又立即恢复李秀成的原职，同时在咸丰八年（1858年）春李秀成出京后只有三四个月，天王就提拔了一批战功卓著的将领，重建五军主将之职。这是天国后期军事上的一大转机。

这里有两点特别需要加以说明：

（1）韦俊为韦正的胞弟，天京事变时正在武昌前线，因而得免于难。洪秀全十分憎恨韦昌辉，故对韦俊亦颇嫌恶。经李秀成“在天王驾前力保”，乃封为“定天福之职，即与李秀成合队”。这次韦俊晋封为右军主将，相当于起义初期韦昌辉的地位。

这样的人事安排，可大大缩小乃至消弭天京事变后，杨、韦余党的恐惧心情，从而起到团结内部稳定情绪的作用。所以，影响是很大的。

（2）杨辅清则为杨秀清族弟，天京内讧发生时，他正在江西作战。由于杨氏族人在事变中被诛殆尽，杨辅清怕被洪秀全株连治罪，遂避祸福建。他一度曾与出京远走的石达开合军，旋又脱离，于咸丰八年（1858年）9月攻克婺源，预备进援天京。这时天王乃弃却前嫌，任命他为中军主将，其地位相当于早期的东王，在政治上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由于擢拔贤能，调动了将帅们的积极性，在咸丰八年（1858年）夏季之后，太平军在战场上又连获捷报，先后出现了克复庐州、再破江北大营，第三攻克扬州（1858年10月）等战役的胜利。特别是三河之战，陈玉成、李秀成密切配合，击毙湘军悍将李续宾，全歼敌方精锐六千余人的辉煌战绩，使得围攻安庆的敌军望风遁逃，在战场上重新掌握了军事主动权。而天京内部的人心在江南大营的围攻下，在兵力单薄的情况下，却显得镇静稳固，发挥了很大的战斗力。

本来在三河大捷之前，曾国藩一度因为取得陷九江、围安庆等一系列胜利，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咸丰八年（1858年）秋曾经大吹大擂地作出了“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的估计，此时旋即破灭。

应该说，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与李秀成的力求改革，不顾个人安危荣辱，一再向天王进谏分不开的。